“徙民实边”体现了通过“强边”以“固防”的边疆战略，顺应了边疆治理的客观需要，对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第一，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长期守边固防的困难。历史上，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强大的游牧部落共同体，游牧民族善于骑射，机动性强，来去飘忽，具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其对边疆的袭扰极具突然性，正如晁错所说：“胡人衣食之业不着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

　　而实行“徙民实边”后，随着移民在边疆的发展，定居的农业基地逐渐形成，相应，水利工程的兴修，道路的建设等，相继展开，定居者可以与敌长期周旋，这就避免了平时敷衍苟且，临事仓皇失措的单纯军事防御的办法，把边疆建设和保卫边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可以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袭扰，保障帝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安全，同时还将朝廷的控制力延伸到边疆前沿，扩大了统治边疆的社会基础，成为日后开拓边疆的前沿阵地。

　　第二，有利于增强国防潜力，巩固边防，实现边疆和内地的共同稳定和发展。大量移民定居边疆，在边疆建立军事、农垦据点，并且能长期站得住脚，这就有利于改善边疆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充实边防军事力量，为加强边疆军事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既缓解了大军作战时后方转输之苦，以及边疆用兵的人口、兵员补充，又可在边疆长期驻守重兵。在这一意义上，边防的增强实际上也有力地拱卫了内地，所以，“实边”也就是“固内”。

　　再次，大量移民定居边疆，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居民结构，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从而促进着边疆社会的进步。历史上，“徙民实边”政策的实行和中央政府将中原体制稳步地推向于边疆，设立行政区划，边疆地区不断形成有组织的村落居民点、城镇，移民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与边疆民族交错杂居，这就改变了边疆地区原来的居民结构.有利于打破民族隔绝状态。

　　比如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移民10万于朔方，次年，一次徙民于关西及朔方以南多达70余万口，大量汉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促成了边疆居民成分的变化，增加了边疆户口，据统计，西汉末年辽西、右北平、渔阳三郡人口约93万，辽东、玄菟、乐浪等地，汉代人口为90万，内蒙地区人口更超过100万，总计边疆人口总数达300万以上：，这就改变了北部边疆的荒芜状况，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再如，在汉代实施“徙民实边”政策之初，边疆民族除匈奴外，大部分还处于原始社会，而此后大量移民进入边疆，到了唐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边疆各族大部分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有的进入封建社会，不仅被纳入了中原体制，而且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在客观上也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秩序。

　　总之，屯田和“徙民实边”是站在维护中华大一统的高度，通过发展边疆以安边的经营战略，它的合理性在于；将边疆的治理和稳定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为强边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强”字，而强边的根本基础又在于有较为发达的边疆经济，灵便的交通，和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只有如此，国家从事经营边疆才有足够和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边疆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边疆各民族也才对内地有更大的向心力。

　　相反，历史上宋、明两代因奉行“弱边”战略，极力将边民迁入内地以空边、虚边，让游牧民族“无可资”，这种以牺牲边疆的发展为代价而求安定边疆的办法，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边疆是虚弱了，而国防也失去了保障。中国近代边疆经营上也有类似的教训。近代边疆形势与古代相比虽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大量的边疆问题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而根本的症结仍在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徙民实边”而强边固防无疑是一分至为珍贵的经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